2012/1/18 14:41:00 浏览：765 来源：武汉家教网
我们知道，孩子的行为方式和习惯养成都是通过后天习得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变化，好的变化会让孩子不断进步，坏的变化则会引发孩子相关的行为障碍和心理障碍。而这种变化又是在与外界环境和社会关系的不断交互作用下发生的。所以有的孩子小时候很听话很好教育，但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反而越来越多地表现出许多不健康的行为倾向。在儿童和青少年所处社会关系中，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占据着突出的地位，而在其发展道路上，存在着三种显著的行为倾向，即反社会行为，社交抑制和退缩，社会责任。我们家长只有重视社会事件相互联系和使社会事件与孩子变异发生关系的发展序列，才能正确把握青少年时期孩子发展的方向。孩子的行为存在于关系之中，而社会关系正是孩子发展序列运动的连结体。那么，孩子反社会行为，社交抑制和退缩，社会责任之类的行为倾向与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一、反社会行为倾向
1．亲子关系
在婴儿依恋的标准分类中，冲突和反抗是不安全依恋的特征，并与儿童的气质障碍，母亲抑郁以及母亲对婴儿反应的不同步、不敏感和拒斥有关。大多数研究表明不安全依恋与攻击性有很大相关。因而不安全依恋及其相关因素似乎是儿童反社会行为的前提条件。家庭环境中父母的婚姻冲突、争斗及随之而来的离婚等伴随物与儿童攻击性高度相关，因而造成父母在儿童养育问题上的冲突进一步伤害了儿童的心灵，削弱甚至抵消了父母教育所起的作用。儿童在此情形下更易遭到父母的拒斥，自我控制积极向上的努力常常以失败告终。Fauber等认为，这些中介物比婚姻冲突本身在儿童的外化障碍中占了更大的变异量。但婚姻冲突也直接使儿童苦恼、愤怒，并通过模仿增加对他人的攻击性，因而逐步发展的不良亲子关系就成为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增加的一个习得性条件。家庭成了大多数儿童学习攻击和反社会行为的课堂。
Mackinnon-kewis等认为，“问题”家庭是从以下两方面影响儿童的反社会行为：强迫，即母亲和儿童互相强迫对方停止令人厌恶的行为，却通过负强化实际保持了这些行为；不良的监视，即对儿童的行踪、交友及活动的不具爱心或不适当的监视，从而引起儿童对他人的不信任感和对母子分歧进行敌意的诠释。Yoshikawa用结构平衡模式证明，儿童的反社会行为的发展是以以上描述的序列进行的。但我们对此序列的因果关系持谨慎态度，因为实证的证据大多是相关的。
2．同伴关系
早年开始的反社会行为在学校后继续发展，并为其他儿童所不喜欢。家庭的强迫和不良监视实际上是通过儿童的反社会行为和学业失败为中介间接地影响了儿童的社会测量地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许多攻击性儿童并不被拒斥，而许多被拒斥的儿童并无攻击性。攻击性和拒斥又彼此相关。对此复杂的发展动因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如Goie和Lenox发现，既具攻击性又被拒斥的儿童更易走上犯罪的道路。Hgmel等对此所作的纵向研究表明，儿童期的攻击和同伴拒斥分别是青春前期外化行为的原因。总之，既具攻击性又被拒斥似乎是反社会行为发展的一个附加条件。
一般用社会测量法评定同伴拒斥，但这只能反映同学整体的不喜欢，而非排斥和拒绝频率。Parkhurst和Asher1992年发现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在不被喜欢的儿童中，非攻击性的比攻击性的儿童更容易受到漠视和感到孤独。攻击性儿童不属于同学圈子，也很少有同学朋友，但在社会上和邻居中却有不少与其相似的儿童作为朋友，他们彼此支持和共同进行越轨行为甚至犯罪，其关系似乎类似于家庭关系中的强迫和专制的形式。是什么将家庭经验与这种群聚性联系在一起的呢？Dishion等认为，发展的序列是：不良的父母管教和监视预示着学童的同伴拒斥和学业失败，这进而使他们更深地陷入反社会行为的同伴中去。对于“早开始者”（early starters，即从早年就具有攻击性的儿童），这种联系似乎是直接的；对于“晚开始者”（late starters，即在向青春期过渡时才开始其攻击行为的儿童），情况就没有这样明确，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二、行为抑制和社交退缩倾向
1．亲子关系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家庭中的相互影响决定儿童行为抑制和社交退缩的发展，但对此争议很大。一种意见是，行为抑制是一个稳定的气质决定的倾向，从而限制了儿童的社会相互作用和社会关系；另一种意见与之相反，即儿童的行为抑制和退缩是不敏感-不安全的交互作用和关系的产物。但近期的研究并未能最终回答这个起源问题。Thomas和Chess1977年就曾设想，行为抑制和社交退缩也许是个体特征和关系的一种“良好”匹配的结果。但无论如何，行为抑制和母子关系的紧密联系如今益加清晰。Calknis和Fox的研究结果表明，回避的、安全的和反抗的依恋各自反映了儿童的低、中和高抑制。抑制与依恋分类的一致性与其说反映了儿童的气质不如说母亲的参与，或者说母亲与儿童的依恋关系是一个统一体而不是儿童或母亲的一个属性。Nachmias等认为，对于一些儿童来说，行为抑制似乎是处理来自于不熟悉事件的威胁的一种手段，安全的母子依恋助长了这种处理，而不安全依恋与之相反。Reznicki等发现，学前儿童的行为抑制开始产生性别差异，女孩的行为抑制一般多于男孩。因为女孩的害羞在社会关系中很少体验到消极后果，父母因而对改变女孩的害羞较少作出努力。
在儿童中期和青春期，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对儿童社交退缩的影响的研究比较缺乏。East的一个研究证实，社交退缩女孩和男孩及其父母彼此认为，他们的关系缺乏支持。最值得注意的是，社交退缩儿童及其父母在看待其关系的支持性上的差异大于其他儿童及其父母。
2．同伴关系
一般认为，孤僻的儿童缺少机会学习必需的、适应儿童期及以后生活的社交技能。然而，Rubin和Asendropf的研究证实，必须区分三类儿童：抑制（沉默寡言）儿童，害怕不熟悉的情境；害羞儿童，害怕被人消极评价；不社交儿童，无兴趣或缺乏与人交往的动机。Asendorpf的一项研究表明，母亲评定的害羞与对同伴的孤僻消极行为之间的相关在4岁儿童中并不显著，但在随后的四年中显著性逐渐增强。这表明行为抑制是随时间转变为社交退缩的，并只对一些儿童适合。Kochanska和Readle-Yayyow对社交抑制和非社交抑制进行了区分，即社交抑制表示害羞或对其他儿童抑制行为的频率，而非社交抑制只表示缺乏与他人的合作性。害羞和社交退缩是儿童中期一些儿童的特征，他们缺乏自尊，孤独和不快乐，社会测量地位低，Hymel等发现，有时攻击性也伴随着社交退缩，这对于儿童的发展是极其危险的。
儿童早期至晚期社交抑制的连续性以及同伴接纳、自我态度和内化症状的复杂关系至今仍不清晰。对抑制研究的量和质都不如对反社会行为的研究深入。今后我们应更详尽地研究抑制和退缩的发展序列及抑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三、社会责任感倾向
1．亲子关系
社会责任感包括“做好事”和“不做坏事”以及改正错误并弥补其消极后果。同情心。利他主义、内疚感和抵制诱惑是社会责任感的相关因素。亲子关系是社会责任感的源泉，它开始于儿童2岁时对母亲要求的服从，而当儿童遵照母亲的安排并实际实行之时，这似乎是社会责任感内化的一个早期标志。反之，有条件的服从似乎与自我调节无关。
从他人调节到自我调节的转变有两种主要的解释：⑴内化依赖于社会交换，即用循循善诱的说服和适当的权力维护对儿童进行一致的要求，使儿童在不过分焦虑的情况下培养其编码和储存社会规则的能力；⑵亲子关系的温暖和敏感性，激发了儿童的服从和自我调节。Grusec和Goodnow对这两种解释的矛盾进行了调和。他们认为，儿童的特征（包括气质）调节着权力和温暖对儿童的作用，而其中介物也许是对儿童提出的具体要求和儿童对此的理解和接受。但以此假设为基础的纵向研究很少，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毫不令人奇怪，安全依恋比不安全依恋的儿童更有同情心。同情心的社会化（即模仿）发生于安全依恋，并在此关系中获得“做好事”的泛化期待（generized expections〕或工作模式（working models）。Kochansha的研究表明，儿童的同情心与母亲的同情心、责任感和讲理高相关，且其一致性女孩大于男孩。Eisenberg等指出，这种性别差异也许反映了在利他主义社会中同性的亲子关系比异性的亲子关系更重要。然而，目前缺乏充分的父子关系的研究以证实此假说。
亲子关系对不同的儿童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甚至威信型管教方式也不总是产生有责任感的儿童，其具体的维度（如敏感、温暖和适当的控制）与儿童气质的匹配产生不同的结果。Kochanska的一项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惧怕型儿童中，轻微的控制会导致最佳的唤醒，使儿童产生责任感；而对于不惧怕型儿童，移情的母子关系提供了责任感内化的必要动力。
2．同伴关系
Hart等用协方差分析表明，考虑了父母的威信型后，亲社会行为仍与儿童的受欢迎性相关。Dekovic和Janssens对学龄儿童的回归分析表明，由教师和其他儿童评定的利他主义只部分地中介于威信型管教方式和社会测量地位之间的关系，但对它们的直接效应依然存在。Brown等发现，父母重视学习成绩和共同作出决定与儿童通过自己的良好学习成绩和自我依赖所获得的受欢迎性相关。这是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以儿童行为为中介的另一标志。但由于缺乏纵向研究，难以建立这些相关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也缺乏社会责任感对儿童今后适应的作用的详细说明。
儿童的友谊逐渐以社交性、合作性和成熟性为标志，友谊关系的体验将促进社会责任感的发展。各种证据都支持这种观点。但由于儿童是彼此的相似性来择友的，友谊与社会责任感的相关也许并不能反映社会化的作用。并且这种相关是中等程度的，也许是因为反社会行为儿童间的友谊并不具有互惠性和稳定性。儿童的气质、父母的性格和亲子关系的共同作用产生出通向社会责任感的各种不同的道路。亲子关系通过社会责任感与同伴关系发生联系。同伴关系自身也为儿童“做好事”和“不做坏事”提供了附加变异。
